鐘 仲

（湖南吉首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416000）

內容摘要：新華僑華人在國外的政治舞臺上鮮有卓著，這是因為新華僑華人的自身條件以及社會大小環境的局限和中西文化差異對撞的結果，新華僑華人的參政議政還需要一個時間階段和整體發展的前期鋪墊。

關 鍵 詞：新華僑華人  政治冷漠  原因   對策

作者簡介：鐘仲，男，滿族，湖南吉首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湘西州僑聯副主席,研究方向為統一戰線理論。

新華僑是指新近一個時期前往國外定居的中國公民,也包括那些留學后定居國外并有了正當職業的中國公民；新華人則是指在這一時期加入駐在國國籍的中國人，這些人統稱為新華僑華人或新移民。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華人新移民的數量可能達400萬人以上，其中移居發達國家的華人估計在220-250萬人左右。進入發達國家的華人主要移民源地是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地區。

新華僑華人在駐在國諸方面都有著卓越的貢獻，但是在政治領域里，在參政議政上卻不如老一輩華人華僑的成績突出，給人以震憾的力量。是不是新華僑華人在這方面先天不足，還是缺乏機遇或進取的意志，筆者對之作一個分析。

一、新華僑華人自身條件的限制

同老一輩華人華僑相比，新一代的華人華僑在參政問題上缺乏主動和進取的熱情。其原因很多。

（1）從新華僑華人的年齡結構和時間安排來看

新華僑華人（特指大陸）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后出國的，到現在為止也才二十幾年，當時出國的主流是留學人員，留學人員包括公費留學、公派自費、自費留學等形式。他們的去向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去美國的留學人員占留學人口總數的60%以上。他們當時的身份只是留學人員、訪學人員等等知識型學者。他們的絕大多數人的年齡結構在20-30歲之間，這是學習的黃金階段。我們就拿美國高等學校為例，美國的大學生的研究生學位，有碩士和博士兩種，而我們留學生的前期大多以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為主，這幾年逐漸增加了一些本科生和中學生的留學教育。美國碩士學位課程必須包括一組相連貫的課程。隨后是一系列性考試和論文，或是與之相關的一個有創造性的項目。碩士學位通常為一至兩年。而就文理專業的學生修滿博士學分要二——五年。如果是一些專業學院的學生，如醫科、藥劑、牙醫、法律和工商管理專業等，不僅收費較高，競爭激烈，而且攻讀的時間還要長些，在博士畢業后，進行博士后的訓練和研究又得花費較長時間，因此，在發達國家的中國留學生在修滿常規學業后大都得花費五—十年時間來完成這一過程，再下來就是面臨就業的形勢，找一份既有利于事業的發展，又在經濟上比較滿意的職業是他們在國外立足和占領橋頭堡的第一目標。就大陸旅美學人發展到今天來說，已經歷了求學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求職階段（90年代初期至中期），求發展階段（90年代中期至末期）等階段，現處于求突破階段（21世紀初開始）。政治目標對他們來說時間上不允許，也即學業的完成已占滿了他們的日程安排，沒有太多地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政治問題，并且生存環境也不允許。

（2）從傳統教育與身份的脫節分析

我們從中國的傳統教育中得知，讀書人同政治是緊密相聯的。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是儒教，而與這一教育理想相連的制度安排，是著名的科舉制度。結構精巧的科舉制，既是考試制度和學位制，又是文官制度，這種“學而優則仕”的精英選拔機制，開辟了一個平等競爭、向上流動的社會通道，從而保持了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而且深深烙入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這種科舉制所奠定的依照教育程度來選拔官員的制度，是一種十分先進的文官制度，在當今也有借鑒意義和現實操作功用。在一千多年前便已確立知識優先的準則，根據人的教育程度、學習水平來劃分人的社會地位，分配社會資源，從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包括今天的一些讀書人都受此傳統影響，根深蒂固，所謂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等思想，我們姑且不論它的消極因素，僅從另一個側面來看它體現了知識教育的份量和重要性。

進入20世紀，尤其是五四以來，思想文化的變革異常迅猛，作為五四運動的主流，主張向西方學習的自由知識分子引進一些歐美國家的意識形態，用以對抗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儒教觀念。一大批從西方國家回國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地投身于新教育的建設之中。在中國大力推行“西學”，以科學和民主為首。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舊傳統、舊教育起了很大的抵制作用。涌現出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魯迅等一大批著名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的運動中起到了杰出作用，但是五四運動并不一定就是傳統文化的終結。正如李澤厚所言，“‘西學’被吸收進來，成為‘中學’的從屬部分，結果‘中學’的核心和系統倒并無根本的變化”。學生固不再尊孔讀經，但傳統教育的精神、氣質、方法、觀念等仍深植于現代教育的體內，教育的核心仍然是舊的。

再者，又經過了幾十年從民國到新中國的歷史，國民教育中不論其階級立場、價值取向、人生目標等等都對教育的重要性充分肯定，知識分子是社會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當我們的留學生或者后來變為新華僑華人，他們的基礎教育從幼年成長到小學和大學，二十多年來，一直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中成長和進步，他們的骨子里應都具備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對中國的“讀書做官”、“讀書出息”等思想是深有感觸的，他們從兒時到青年時代是經過一路競爭拼博的錘煉而到今天。中國的高考制度同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在取才的角度上難道不是異曲同工嘛，回溯五四運動的發起人領導人和杰出者，大多不也是為官出仕了嗎，歷史的傳統教育光環不是又在照耀著他們自己嗎。我們的留學生們身處異國他鄉，他們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海外的延伸，理應在政壇上成績斐然。但由于自己的處境局限，人地生疏，首先為了完成學業而艱苦學習，努力于“西學”與生計之間，而西方的傳統是我們五四運動就引進的“民主”、“科學”，對經濟、技術、文化是厚重有加的，反而對政治并沒有東方文化那些富含“官位”色彩。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中國的傳統觀念關于“讀書做官”等思想就顯得過于蒼白和遙遠，現實與傳統的反差使得他們感到彷徨和無奈。所以并不是中國的留學生不具備政治參與的心里素質，而是現實對中國傳統作了否定。

（3）從自身的身份確立來看

中國的留學生在學成之后首先最重要的是尋找一份滿意的職業，而其最終目的是改變自己的身份，從一個留學人員變為在該國擁有長期居留的合法身份或加入該國國籍，使自己成功地成為新移民。如果沒有加入該國國籍，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而且很多國家的法律還規定加入該國國籍后，要達到一定年限才有被選舉權。所以身份的限制使得新華人華僑在政治上的崛起需要時間的積累和身份的質變。

一般來說，留學人員畢業之后，在駐在國找到一份工作，但這份工作只能是臨時的工作，因為沒有取得在該國長期居留身份，因此，在就業、保險、醫療、信貸等諸多方面就要受到很多阻力和不便。當然你在公司干了若干年后，如果公司發現需要繼續留用你或者會把你轉為永久的居留者，為你辦理各種手續和支助，這對你的工作是一種肯定的方式。也就是說，美國的綠卡是通過工作的努力取得的，當然辦理綠卡申請，是要符合美國的許多法律條文和相關條件，總之是會給該國帶來貢獻和創造價值的外國人，而不是帶來負面效益的人群，這是美國極力所堅持的。美國向來重視吸收高科技人才，從1992年開始實施了所謂的“H-1B簽證制度”作為解決美高科技行業人才短缺的良方。迄今美已發放30萬個H-B簽證。對于來自于大陸的中國人來說，H-1B簽證尤其有吸引力，因為它沒有J-1（交流訪問學者）簽證規定的在美滿三年必須出境的限制。但這個簽證名額每年都有額度，因此供不應求。例如2000年H-1B簽證名額是11.5萬人，但不到5月底，半年名額就用完了。后來硅谷利用龐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說服國會批準將這年的名額增加到19.5萬人。然而，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失業的危險使得H-1B簽證持有者也提心吊膽，因為H-1B簽證附加一項苛刻限制，即持有人如果在被解雇10天內仍然找不到新工作，那么他們就必須卷起鋪蓋回國，否則一旦被發現將被遣送，而且十年內不準重返美國。所以，在沒有失業危險時，H-1B是安樂椅，而一旦失業，它就成為一個詛咒。因此，擁有H-1B者，最大的期望是把它變為“綠卡”，有了“綠卡”身份的變化，就踏實多了，前面已講了美國對人才的需要就中國大陸留學生、學者而言，主要需要的是科技、文化— 教育人才，包括經濟人才，但對政治人才的需求倒不多，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傳統教育的不同，使得在中西政治觀上有較大的分歧。在這方面，我們留學人員或學者談西方政治，就顯得優勢不足和力不從心，因此對一群在為有關居留證件而想方設法的中國留學人員，要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是需要時間和地位的穩固。

當然就移民來講還有投資移民，婚姻移民他們通過其他途徑獲得長居合法身份。就投資移民而言港臺人士較多，包括婚姻移民，這不是我們要談的主要內容。

（4）從個人的背景分析

中國的新華僑華人包括他們的前身留學人員，他們基本上是單槍匹馬從中國大陸通過留學、婚姻、繼承財產，投靠親友包括非法移民等手段來到國外。

第一，在政治上，他們的絕大多數沒有什么國內和國際背景。他們同駐在國的政治圈子以及主流社會都比較遠，在政治上沒有強烈的介入心理，反而對中國社會的政治關注度遠遠高于任何地區。他們從自身出發，感受中國政治的任何舉動和作出相應的心態反應，因為他們是從中國大陸出去的，他們對祖國的發展和強盛都很關心，他們的親友大多在國內，國內的政治、經濟有關政策的出臺和變動，是關切到其親友是否受益的結果，再者，出國人員有相當一部分是要回國發展為祖國效力的，因此中國的政治始終是他們的焦點，反而國外的，包括他們駐在國的政治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我這里講的政治態度主要指大陸新留學人員的態度，或新近成為新華僑華人的人，并不代表已入籍很久，同化很深的老華人華僑。

第二，在經濟上，大陸去國外的留學人員越來越多的是依靠自費留學，或國外學校、研究機構等提供助學金、獎學金而完成學業的，大多數人的留學是比較艱苦的，當然現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很快，成為世界注目的綜合國力強盛的大國，一部分家庭邁入富裕或比較富裕的階層，他們有能力靠自己家庭的支助使自己的后代出外留學，這部分所占比例有限。但不管是哪類經濟支助的留學人員，極少有靠國外的政治派別或團體支助而完成學業的人。也即說在留學人員的經濟同政治是分開的。如果是公派人員還充分體現了大陸政府的恩惠與支持。這倒是同政治掛上鉤了。

二、新老華人華僑的差異限制

隨著出國熱潮的興起，新一代留學出國人員越來越多，人源、地域的成份變化越來越大。早些時，在華人華僑中廣東、福建人占絕對優勢，今天這個大的格局逐漸變化，其他省份的新移民則大量增多。據廣東華僑華人研究會1997年6月組團赴美對新移民的調查，認為粵籍人士占美國華人華僑的半數以上，但在定居美國的原各類留學人員這個群體中，非粵籍人士占多數。新華人華僑不斷涌入美國，這反映出美國的新華人華僑的來源正幾乎遍及中國的各省市，并不是特別集中在哪幾個省了。

而老華人華僑相對來說數量日益縮小，他們逐漸由第二代，第三代華裔所取代。新老華人華僑由于在政治上，在文化素質上，在對待祖國和駐在國的態度上，都有所差異，正是因為這種差異的存在對新華人華僑要在駐在國政治上有所作為是一個復雜的難題。

1、新老華人華僑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個華人群體。他們有著較大的差異和區別。

首先從出國原因上看，老華人華僑是為生計所迫而背井離鄉，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來尋找生活，而新一代華人華僑及留學人員大多數是自愿自覺，經過激烈競爭和多方面的努力而來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藉以提高自己的素質和能力的，為今后的發展創造一個理想的平臺。

其次文化素質上雙方也有較大的不同，老華人華僑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都較低，對新知識的接受就較為吃力，而新華人華僑具有這方面優勢：

（1）新華人華僑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新華人華僑的主要來源是留學人員，而留學人員大學畢業或以上學歷程度在占絕大多數。1996年，留日學者王津的問卷調查顯示：留日學人的就職者的學歷比例為：博士16%，碩士35%，學士41%。而來自中國的全部就職者中3/4以上是原留日人員，就職者大部分可轉為新華僑。

（2）新華僑華人有較好的中華文化的基礎。出去人員大多有著較為高的中華文化素質，恰恰中華文化是他們的優勢，這種優勢有利于他們在駐在國發展和生存。因為隨著中國的經濟文化的發展，世界各國越來越想了解中國，同中國進行經濟、文化的交流，那么這些出國人員擁有的中華文化就是他們生存和發展的資本。比如：新華僑在日本各大學任教的337名教授、副教授、講師中，教授中國話、中國文化的就占150名，而且職稱越高，所占比例也越高。

再次，新華人華僑融入主流社會比較容易，速度較快。因為新華人華僑有融入駐在國主流社會的強烈要求，他們注重把自身的發展同融入主流社會結合起來，才能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和出國目標。

2、老華人華僑有著自己獨到的優勢及傳統觀

（1）老華人華僑有著對祖籍國很深的感情，保持傳統較堅決。他們對中國念念不忘，比如東南亞華人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因為中國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要他們歸化和同化駐在國一事，覺得受了委屈，因為祖國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太深厚了。新華人華僑雖然同樣愛國，但是現代國際化思想占據重要地位，具有“天下大同”的心理素質，視野較廣闊，缺乏老華人華僑的那種執著。

（2）老華人華僑的艱苦奮斗，勤儉經營理念值得新華人華僑學習。老華人華僑多年來靠的是一種艱苦創業，勤儉持家精神在異國他鄉站穩了腳跟，并發揚光大。而新華人華僑大多是在國內沒受多少苦，甚至很多還是獨生子女，因此在吃苦耐勞方面不如老一輩。依靠的是現代技術和高科技的實力，對傳統理念較為輕視。

（3）在國外經濟、文化、政治領域里的卓越者大多為老華人華僑。經過幾十年的打拼，老一輩華人華僑在世界各地有著強大的經濟網絡和重要的政治關系，在政治上特別是東南亞國家中地位日益顯要，社團組織活躍并有政治和經濟的支助背景，發揮著重要作用。

兩代華人華僑有著不同的特點和差別，這種差異也導致兩代人的隔閡。這對新一代華人華僑在駐在國發揮其政治作用是一個不利因素。

老華人華僑在世界各地均成立有各種社團、同鄉會、聯誼會等等，而且經濟保障有力。新一代華人華僑也成立有自己的社團，但大多數人并不太熱衷于此，經濟實力不強，很多人不愿住在“唐人街”、“華埠”等華人集中的地方，這不利于他們打入主流社會發揮政治作用。因此兩類人、兩類社團相對獨立行事，這對華人華僑的政治勢力是一個弱化的行為，新華人華僑若缺乏老華人華僑的經濟、文化、感情的支助，他們會感到有諸多的尷尬和不便。

因此，華人華僑若要在國外政治、經濟、文化上卓有成效，兩代人的融合、整合是非常重要的，必須緊密團結，相互取長補短，才能達成共識，壯大自己的力量，同甘共苦，追求共同的權益。因為在國外生活多年的經歷，使他們深刻認識到：如不參政，自己也很難生存與發展，就不能溶入主流社會，就難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為他們中不少人熱心公益事務，已經關注選舉，或為部分候選人助選和捐款等。如911事件給了美國主流社會一次重新認識華人的機會，廣大華人不但英勇救援，團結互助，關心國事，而且捐款達200萬美元以上（不包括對主流機構的捐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1）新華人華僑在政治上成熟和強大，是要等新華人華僑自己真正發展和壯大起來，要具備了各種優異的條件和待時機成熟起來后，新華人華僑才會在政治上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會為駐在國的繁榮強盛展現其才華的。

（2）新華人華僑同老華人華僑的關系處理是很重要的，只有二者緊密結合，取優舍劣，優勢互補，就會為華人華僑的政治貢獻作出事半功倍的作用，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參與將會逐步提高。新華人華僑有此同盟軍將使他們的諸項事業長足發展。

可以預計，新華僑華人不久的將來在參政方面會有新的突破。

 

 

---